財經點對點播出王五一的訪問後，有行家表示驚訝，原來澳門有這樣的學者，對問題有這樣專業透徹的認識。下面繼續把文章貼下去。

二、賭權開放：大小氣候促成的制度選擇

王五一 著

1．        賭權開放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澳門準備迎接回歸的時候，賭城澳門的神秘面紗向祖國大陸掀開。以改革開放的新思維武裝起來的大陸社會科學家們，開始一批批地訪問澳門，並對澳門的事情發議論。一王獨大的澳門賭業首當其衝，撞上了槍口，成了當然的批判對象。“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開放賭權”便是順手拈來的現成藥方。 “專家學者”的倡議在澳門社會引起了廣泛的共鳴。經過幾年的輿論準備，新的特區政府一上任，即將賭權開放定為了基本區策。

所謂賭權開放，是指博彩公司由一家變多家、博彩市場由壟斷變競爭的博彩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時，賭權開放還在廣義上被理解為博彩產業規模的擴大和經營花色品種的增加。甚至，對於自己經濟生活中今天發生的一切變化，澳門社會都傾向於將之與賭權開放聯繫起來。

2001年11月2日，澳門政府正式開始博彩執照的競投招標工作。於12月7日結束時，政府共收到來自世界各地22家公司提交的標書。2002年2月18日賭牌競投開標。以何鴻森為主要股東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以STEVE WYNN為主要股東的“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和由香港呂志和家族與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集團合資的“銀河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獲發賭牌。

2．賭權多元化的新格局

澳門政府對頒予這三家公司博彩執照的解釋是：

何氏的澳博公司擁有四十年在澳門本土經營博彩業的經驗，能夠為本澳博彩業的穩定發展繼續提供有利的條件。

永利公司具有發展休閒度假中心的成功經驗，而且以創意聞名。

而銀河公司之所以取得賭牌，很大一個因素是考慮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集團在發展國際會議展覽業的經驗及其廣闊的業務網路。（劉，2002）

後來，借助於各種理由或託辭，三家持牌公司衍變成了六家。而澳門政府則以“正牌”“副牌”的概念，巧妙地繞過了“三張賭牌”的法律界限，形成了下面這種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照兩家”（One license two licensees）的奇特的法律景觀。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SJM）

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 （MGA Grand）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Wynn Resort Macao）

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PBL－MELCO）

銀河娛樂股份有限公司（Galaxy）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Venetian）

三牌六家，看資本來源的地域結構，或者說，看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博彩公司在整個六張賭牌中所占的比重，呈現出如圖二所示的態勢。

  圖二：按资本的地区来源划分的澳門六家博彩公司的持牌結構（略）

賭權開放後形成的六家博彩公司基本上來自四個國家或地區：澳門本土、香港、美國拉斯維加斯和澳大利亞。從圖二所反映的賭牌分配結構可以看出，拉斯維加斯占了41%，居第一位；澳門本土的資本，包括何鴻燊本人的SJM以及與人合資的何氏一子一女，占了32%；香港資本只銀河公司一家，占了17%；另有10%是澳大利亞資本，即PBL。美資公司與澳大利亞的PBL加起來，恰恰占了51%。儘管這個比重並不是一個實際投資額的比重，也不是市場份額的比重，而只是一個六張賭牌的分配比重，然而在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持牌結構是很容易引發人們的政治性聯想。

賭權開放的起始日期可以有兩種計法。一是以2002年2月18日競投開標之日計，從這一天起，有權在澳門經營博彩業的博彩公司，由一家變為三家（其後不久又裂變為六家）。二是以2004年5月18日澳門金沙賭場開張之日計，從這天開始，澳門的博彩市場上真正開始有競爭，賭王制正式終結。這兩個日子，依側重點不同，都可以作為澳門的“賭權開放日”。

3．賭權開放的歷史背景

回歸前夕，中央政府對澳門經濟的宿命力給以了清醒的理解和慷慨的認可。“馬照跑、舞照跳”的著名承諾，以及以此為據而演繹出的法律文件，給予了回歸後的澳門繼續吃賭飯的權利。《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澳門特區政府以“賭權開放”的獨特概念，“用足用活”了這項政策。

賭權開放雖然是澳門政府的施政選擇，但實際上，它是由諸多客觀因素促成的。

2001年底，獨家專營了四十年的澳娛公司的賭牌到期。是否要給予澳娛公司的賭牌以續期？如何續期？是繼續維持其壟斷地位，還是籍此機會頒授更多的賭牌？新的特區政府面臨選擇。按當時的法律規定，澳門政府有權將博彩經營權最多授予三家博彩公司；也就是說，政府在法律上有權打破壟斷，建立一個有競爭的博彩市場。結果，澳門政府抓住了這個契機。這是賭權開放的小背景。

還有一個大背景。在澳門醞釀回歸的時候，世界博彩市場也正在發生著一場被稱為“賭博爆炸”的巨大變化。進入1970年代以後，隨著交通、通信、金融等技術領域的爆炸式進步，世界旅遊業迅速發展起來。商業博彩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作為一個亞產業要素而納入了旅遊業的概念。而實踐很快證明，從國際服務貿易的角度看問題，賭業是一種大不同於其他一般旅遊業的產業。賭業所天然具有的社會危害，會促使其鄰近國家或地區“以賭防賭”以保護自己的經濟與社會利益。由此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得博彩業迅速在世界範圍內漫延。一股賭博合法化的世界性浪潮，於七十年代萌生，八十年代成勢，九十年代達到高潮。（王，2005A）四十年前的1961年，澳娛公司從泰興公司手中獲得博彩專營權時，澳門是當時亞太地區唯一一個有合法賭業的地區，市場肥沃，開賭即賺。然而四十年後的2001年澳娛公司的博彩專營合約到期時，整個地球上已經佈滿了3000多家各式博彩機構，亞太地區的許多國家或地區已實現了賭博合法化。澳門賭業的市場條件已完全今非昔比。2001年的澳門面對著與世界博彩市場的一場零和博弈：澳門賭業如果繼續保持彼時之11 家賭場300多張賭台的產業規模和見縫插針式的混亂佈局，那麼它很快就將淪為世界賭林中的“普通一兵”。而普通一兵是養不活澳門的。要麼，走拉斯維加斯“逆市場形勢而動”的道路：市場越瘦，產業做得越大；需求越小，供應做得越大。以此，來繼續保持自己在世界賭林中的老大地位和市場優勢。澳門選擇了後者。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